数字通信技术与医疗行业的结合下，远程医疗能有效地打破地域的限制，帮助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6月10日，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主任郑德富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上给出一组数据，显示出远程医疗在实际诊疗过程中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郑德富表示，其所在医院自组建医联体(区域医疗联合体)以来，自去年下半年起医联体每月平均会诊数量就达到约2000例，远程查房20240例。“会诊量从去年3月份开始是80多例，慢慢到1000多例、2000多例，最多的时候到4000多例。”郑德富说。
不过像这样取得不俗成效的医联体，在全国范围来看恐怕还不算太多见。从相当多地区目前情况来看，尽管国家对远程医疗投入巨大，但利用率总体仍偏低。
中卫佰医联合创始人袁玉平表示，目前一部分远程会诊中心设备闲置、利用率较低的问题亟待解决。
远程医疗需破解利用率偏低难题
自去年9月《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份互联网医疗领域文件发布实施，互联网诊疗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目前，全国所有的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并覆盖所有贫困县的县级医院。
在这样的高覆盖面背后，是政策与资金层面的巨大投入。
以贵州为例，作为全国率先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疗机构远程医疗全覆盖的省份，2017年全省共投入15亿元，一次性为1543个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配齐包括数字影像、心电、彩色B超和检验检查等必备的数字化医疗设备。再如，2017年起广东省分5年投入3.22亿元，分两期建设全省远程医疗平台。
但我国远程医疗目前存在着“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如湖南省人大代表蒋秋桃曾表示，以湖南省为例，政府投入资金依托大型医院运营的远程医疗平台，每年开展的远程医疗业务量不到5000人次，相比这些医院上百万的门诊人次，上10万的住院病例而言，对分级诊疗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袁玉平表示，确实有相当数量的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存在设备闲置、利用率较低的问题。总体上看，医联体建设还停留在医院和医院的医联体，没有建立医生和医生的医联体，医联体的“毛细血管”并没有真正联系起来。
据袁玉平观察，很多超大医院一年的远程医疗会诊量一般不超过1万例，甚至还有省级医院的远程医疗会诊量一年也不超过1000例。
未纳入医保妨碍远程医疗开展
一边是远程医疗利用率偏低，另一边却存在着巨大的需求。这一对矛盾也亟待解决。
袁玉平表示，在运营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远程会诊的各方需求都非常旺盛。“患者不出家门就能看专家，省钱省心省力；上级医院希望扩大影响力；上级医院的医生希望获得优质病源；下级医院也想提高诊疗能力，提高影响力；下级医院医生也希望获得学习的机会。”
他认为，如果远程会诊不打通，医联体的建设就依然停留在表面，处于“联而不动”的局面。比如我国正在推行的家庭医生制度，如果远程会诊不畅通，会进入大医生没有时间、小医生不被信任的尴尬局面，也会使得一直是国家医疗改革制度重中之重的分级诊疗难以取得真正实效。
对于其中的症结，郑德富认为，远程医疗的会诊费还没有进入医保报销目录。“一些老百姓舍不得，只能等病情加重了才转院。如果及时报销，对医保来讲其实是节约资金的。”
郑德富还表示，如果缺乏对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也会影响远程会诊的广泛开展。
袁玉平也认为，目前远程会诊的模式，需要经过从患者到下级医生到会诊中心再到上级会诊中心再到专家这样一个过程，在专家协调时间的过程中，需要重新沿着原来的路径再返回一次，然后再敲定下级医生的时间，流程的冗长给操作带来了难度。同时由于激励机制不明确，导致整个激励链条没有建立起来。
互联网医疗相关项目物价和医保政策即将出台
对于相关的医保政策，国家卫健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清君在会议期间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医保局将于今年9月出台关于互联网医疗相关项目的物价政策和医保政策。
价格标准一直备受关注，由于远程医疗等互联网医疗服务没有确定的业务模式，物价部门无法核算成本和定价。现实中，有的医院自行定价，价格也是标准不一。
